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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日，中共中央印發了《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》，提出配偶已移居國(境)外，或者沒有配偶，子女均已移居國(境)外的，禁止列為考察對象。此婚禮顧問費用外對於免職幹部任用也做了明確要求：引咎辭職、責令辭職和因問責被免職的黨政領導幹部，一年內不安排職務，兩年內不得擔任高於原任職務層次的職務。
　　幹部任用事關重大，傳統中國社會強調選賢任能，嘗試的各種選官制度，其目的無非在於人盡其才，而歷史也昭示，官員選拔任用制度影響人才流動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政權的命運，作為一種極端現象，賣官鬻爵即經常被史家視為社會窳敗之前兆。時代變遷，在強調製度作用的現代社會，選拔什麼樣洗碗機的人做什麼樣的事，仍然至關重要。
　　“唯才是舉”一語道盡人們的期望，具當鋪體在幹部任用過程中，則須有所考究，其中重要的一點就在於，要根據時勢之變動對制度做出及時的改變。中共中央上次印發《條例》是在2002年7月9日，距離今天已十年有餘，在這十多年間，藉由部分個案的爭議，不難看出，幹部選拔任用不乏亂象，此次印發新的《條例》其中重要目的在於對症下藥，優化現有制度，亦以此回應公眾的期待。
　　比如，近年來，一些腐敗案件中頻現二手餐飲設備買賣“裸官”，即配偶與子女遷居國(境)外，唯獨自己留在國內的國家公職人員。在一個開放的現代社會，公民遷居海外的現象極為常見，然而一旦這種現象出現在國家公職人員身上，則須有所忌憚，官員手握公權，民眾既對其賦權，後者就須本著忠誠與熱情提供服務，“裸官”用腳投票，身在中國而心在海外，這就意味著，即便這種忠誠與熱情未闕如，但起碼也要大打折扣，對此類官員的任用務必須謹慎。
　　2010年4月，中共中央審議並通過《關於領襯衫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》和《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(境)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》，加強對官員個人事項的監督與監控。2012年年初，廣東省通過的《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加強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》，其中就有“裸官”不能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領導職務的內容，雖是重大突破，但因關鍵措辭模糊、規定不夠明確而一度受到指摘。此次《條例》規定禁止將“裸官”作為考察對象，既是亮點也是突破，可謂眾望所歸。
　　又如，在瓮安事件、襄汾潰壩事件、宜黃拆遷事件中均出現免職官員復出的現象，部分案例中，復出與免職之間的時間間隔之短，讓人滿腹狐疑。彼時輿論擔心問責只是走走過場，而官員復出是否符合應有之規範，也一度備受質疑。事實上，無論是《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》還是2002年印發的《條例》中，均規定幹部復出的最低期限應是“一年”，此次新《條例》印發後，輿論之所以聚焦“問責被免幹部一年內不安排職務”這一內容，是囿於近年來幹部復出失範現象頻發所致。
　　這幾乎是當下中國社會公共治理中存在的普遍硬傷，即規定往往顯得密不透風，但具體到落實則往往達不到預期的效果。過去的幹部復出亂象，之所以受到輿論關註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事件自身的影響，同樣，通過異地工作調動繼而獲取火箭式升遷的個別案例，之所以得以曝光，也是基於事件自身的特殊性與偶然性。現有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在公示與輿論監督的互動方面，仍有所欠缺，《條例》規定“提拔擔任廳局級以下領導職務的，應在一定範圍內進行公示”，而回頭看禁止將“裸官”列為考察對象這樣的規定，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，若鑒定“裸官”仍然靠內部，顯然規定的作用將受到影響，幹部選拔任用關係到後續權力運行，制度要起到預期的作用，還須依賴切實有效的監督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完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，公開與監督是關鍵）